從毛主席給兒子的“書單”聊起
  潮 白
  中央檔案館編定的《毛澤東手跡》叢書近日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。報道說,叢書精選了毛澤東不同時期的手跡,共1200餘件,計2300餘幅圖片。其中有一封毛澤東寫給毛岸英的“罕見家書”。在家書中,毛澤東給兒子開的“書單”很有意思:“你要看歷史小說,明清兩朝人寫的筆記小說(明以前筆記不必多看)。”
  將歷史小說和筆記小說分列,說明二者是有些區別的。前者是小說的一種形式,以歷史人物和事件為題材的創作;後者即通常所說的野史,出自親見親聞,因而同樣頗具史料價值,相對於官修“正史”而言,即所謂“野史”。正史與野史,並非涇渭分明,正史的編纂往往吸收野史,野史也可以作為正史的必要補充。唐代筆記小說《朝野僉載》,內容不見於正史者共有300餘條。野史也未必輕率,五代筆記小說《北夢瑣言》,作者孫光憲“每聆一事,未敢孤信,三複參校,然始濡毫”。正因為正野之間可以相互補充,比對閱讀,有時就是件很有趣味的事。歷史小說亦然。
  比如歷史小說《三國演義》里有夏侯惇“拔矢啖睛”的故事,讀來驚心動魄。呂布一方的高順敗陣,曹操一方的夏侯惇“縱馬追趕,順繞陣而走。惇不舍,亦繞陣追之”。曹性見狀,“暗地拈弓搭箭,覷得親切,一箭射去,正中夏侯惇左目。惇大叫一聲,急用手拔箭,不想連眼珠一起拔出,乃大呼曰:‘父精母血,不可棄也!’遂納於口內啖之,仍復挺槍縱馬,直取曹性。性不及提防,早被一槍搠透面門,死於馬下”。夏侯惇這一連串舉動,令“兩邊軍士見者,無不駭然”,我們讀到這裡也每為其英雄氣概所折服。正史《三國誌》呢?只有一句:“太祖自徐州還,惇從徵呂布,為流矢所中,傷左目。”少了活靈活現不說,作註的裴松之引《魏略》更表明,夏侯惇因此很不開心,因為軍中還有另一位將軍叫夏侯淵,大家為了區別,就叫夏侯惇為“盲夏侯”。夏侯惇很不愛聽,“惡之”,但是一照鏡子,又不能不接受現實,只好自己生悶氣,“每照鏡恚怒,撲鏡於地”。兩相結合,我們見識的夏侯惇,形象就更加“豐滿”了。
  “明以前筆記不必多看”,不大理解,假以時日會有專家釋疑吧。當下揣摩之,應該無涉內容好看與否,因為唐宋筆記小說同樣煞有趣味,這也是野史的一大特點。比如筆記小說《墨莊漫錄》說,宋徽宗時京都汴梁“李師師、崔念月二妓,名著一時”,晁沖之“每會飲,多召侑席”,找她們二人來助興。李師師這個名字我們都不陌生,《水滸傳》說徽宗趙佶與她也有一腿。宋江到京城看燈,先逛紅燈區——“兩行都是煙月牌”的街道——一邊在茶坊里吃茶,一邊琢磨去哪家。發現目標後問茶博士,人家告訴他頭牌歌妓李師師的家。宋江脫口而出:“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熱的?”茶博士嚇壞了:“不可高聲,耳目覺近。”另一部筆記小說《浩然齋雅談》也說,周邦彥當太學生時每游李師師家,有天前腳剛到,後腳徽宗也來了,乃“倉猝隱去”。這些有鼻子有眼的東西,被當代羅忼烈先生予以證否。羅先生說,北宋只有一個李師師,比周邦彥小6歲,比趙佶大20歲;其與晏幾道、秦觀、周邦彥、晁沖之都曾交游不假,但由於年齡懸殊,趙佶不可能“幸”她,周邦彥和趙佶更不可能因她而打破醋罈子。 
  但歷史小說和筆記小說與正史一樣,文化的養分無疑取之不盡。中華書局近年來或再版或標點,陸續在出版“歷代史料筆記叢刊”,分為唐宋、元明與清三個部分,已經出版的粗略數了一下,逾140種,碼在書架上大概有兩米半長。別看數量似乎龐大,像愚公那樣每天“挖山不止”,通讀一遍也非難事。毛主席為什麼給兒子開了那份“書單”,其用意自然亦會有專家解析。我倒覺得,從事社科或沾邊的人都不妨一讀。但入寶山,便不會空手而歸。
(編輯:SN09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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